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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與禮制的離合

時間:2019年03月01日 來源: 作者:郝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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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禮”“樂”為形成“禮樂文明”的三大元素,“詩教”“禮教”“樂教”為建構“詩禮文化”的三大要素。在先秦兩漢時期,就詩教與禮制互動關系中的詩禮文化而言,兩者或離或合,大略經歷了五次歷史性轉型,形成了以下五種離合類型:

  一、先周時期,詩教與禮制天然遇合,生成詩禮文化的初級國家形態。詩教和禮制最初經歷了從自然狀態過渡到舜以來初級國家形態的漫長歷程。當原始部落社會邁進初級國家的門檻時,樸素自然的民間禮俗一變而為初級國家形態的禮制。于是,禮制建設向詩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尚書·舜典》)這正是帝舜向樂官夔所發出的關于對子弟開展詩教的命辭。從此,詩教與禮制相結合,共同啟動了詩禮文化建構的歷程。夏、商兩代詩教和禮制的互動已難知全貌,但從殷商禮樂之遺的《商頌》中可以看出,二者此時的契合已比較緊密。如果我們在結合孔子所謂“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的說法,夏、商兩代無疑是詩禮文化形成史上的重要一環。

  二、西周時代,詩教與禮制水乳交融,生成詩禮文化的高級國家形態。在周太師整理規范前代已有詩作的基礎上,以周公旦、成王誦為代表的詩人群體創制了大量新詩,以施于王室與公室典禮。其中,以“吉禮”“兇禮”“賓禮”“軍禮”“嘉禮”等“五禮”為核心的禮儀制度規范,重在明等級;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核心的貴族教育內容,重在調人情。于是,詩教與禮制二者相互倚重,相與為用,緊密結合,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由于西周貴族是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創造者與實施主體,又是國家禮儀制度的主要創造者與實施主體,故詩教和禮制的綰結呈現出高度貴族化與王權化趨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與此相適應的是由王室太師總領的“學在官府”教育制度,在注重以“五禮”“六藝”對貴族子弟進行教育的同時,更加注重利用各種典禮節儀對上自天子下至庶民進行道德教化,以達到“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大序》)這一以維護禮制為中心的社會治理目的,從而使得詩禮文化盛極一時。

  三、春秋時期,詩教與禮制漸次分離,制度之教演變為文化之教。平王東遷,王室漸次衰微,原本以和合禮制為主要任務的詩教,逐漸從禮制系統中淡出,轉而演變為儒、墨、名家的道德修身和言辭進身手段。此時開始盛行的歌《詩》、引《詩》、誦《詩》、賦《詩》以“言志”文化活動,顯示出詩教脫離典禮軌道的傾向。齊盧蒲癸所謂“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之言,更說明《詩》已成為傳達個人意志的文學性工具。單就儒家而論,雖然《詩》在孔子時代尚可“弦歌”,但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的事實觀之,《詩》已不再僅僅是一種藝術化的禮制,而是誦以雅言、書以竹帛的獨立的文學文本了。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孔門詩教以恢復周禮為根本追求,儒士的增加提高了社會的道德水平:“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禮記·經解》)只可惜,孔門詩教的影響被時代新寵鄭衛“新聲”沖淡了。于是,詩教因西周傳統禮制的變革崩墜而趨向沒落,詩教對建構詩禮文化的影響力自然就減弱了。

  四、戰國時期,詩教與禮制相互乖離,《詩》成為少數經師傳習的文學文本。當時,“七雄”爭霸,“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漢書·藝文志》)。可見,盡管《詩》依然是儒家授受的衣缽,但僅僅借儒者之手傳播繁息,詩教自然無奈地游息于民間。即使是在像孟軻這樣的大儒手中,依然是“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后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詩·大雅·皇矣》孔《疏》),足見其所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正是在這種亂局中研習《詩》文本采取的無奈之舉。荀卿雖將詩教歸于王道之治,卻與當時的霸道橫行殊不相侔。其他學派對《詩》的態度更不必說,如縱橫家引述《詩》句完全是出于論辯術的需要;本源于儒家用刑思想的法家對自己的母體更是反目成仇,危言聳聽地說“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商君書·去強》)。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雖然重視禮制建設,但執掌國柄的法家仍視儒家為妨害國體的異端,終于以焚書坑儒這種極端手段,來毀滅詩禮文化。《詩》既在被滅之列,詩教自然也無施展空間,這樣它就從國家和民間兩個領域完全退出,只能奄奄一息地茍活于少數經師之手了。

  五、兩漢時期,詩教與禮制完美結合,詩禮文化上升為皇權制國家的政教樣板。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后,詩教走向了它的終極形態——政教化。當時,上有官學,下有私學,齊、魯、韓、毛四家詩并行共處,形成了詩教彬彬之盛的局面。及至東漢,四家詩更在爭勝中棄短取長,融為一體。但無論如何,其目的總歸于樹立國家政教道德,正如齊詩著名學者翼奉所說:“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見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后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漢書·翼奉傳》)足見《詩》和其他儒家經典一道,參與了漢代國家禮制的建設。

  要之,我們可以從詩教與禮制關系的離合與轉型的歷史進程中,看出《詩》與禮共生互動的基本類型;進而從詩禮文化的興衰起落中,既可透視出歷史文化的運行與演變規律,也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提供歷史借鑒。

  (作者:郝建杰,系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編輯:郝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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