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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奧斯卡跨文化、跨種族和跨階層的融合與認同

時間:2019年03月01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李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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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綠皮書》劇照

  電影《羅馬》劇照

  剛剛落幕的第91屆奧斯卡,《綠皮書》斬獲最佳影片,導演阿方索·卡隆憑借《羅馬》繼《地心引力》(2014)后再次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導演獎。批評和質疑聲隨之而起,有好萊塢影評人甚至稱《綠皮書》是“近十五年來最差的最佳影片”,實際上自入選影片名單公布以來,本屆的熱門影片就被認為過于有“奧斯卡品相”的嫌疑。然則,這些影片體現出了某種不約而同的創作趨勢,即面對歷史和個人記憶的書寫時,這些影片都傾向于將關注點放在了后者,并模糊化了兩者的二元對立,影片最終的解決策略也趨向曖昧化的方式。

  《綠皮書》以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的種族歧視為背景,一位白人給一位黑人鋼琴家做司機,最終他們成為了一生摯友。這很容易就讓人聯想到同樣獲得了1990年第62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為黛西小姐開車》。兩部影片都將涉及種族問題的事件以背景的形式出現在影片中,并將關注點放在兩人的關系的沖突和發展之上。《綠皮書》從一開始就著力建構了托尼·立普一家對黑人的警惕和排斥態度,兩名黑人工人上門維修惹得妻子家大動干戈全體出動過來保護她,托尼醒來之后更是將工人喝過水的玻璃杯直接扔進了垃圾桶。不過有趣的是,托尼對黑人的態度在影片中的作用是為了塑造他靈活多變的人物性格和面臨的生活困境,這些舉動后來被他形容成了和黑人的友善相處。而與《逃離絕命鎮》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鋼琴家唐·謝利則被塑造成了一個“黑皮膚白人心”的形象,雙重身份帶來的困境在他身上呈現出分裂的態勢:臺上擁有頗高的名望和財富,卻在生活中處處遭受不公平的黑人待遇,住在音樂廳樓上卻不能在音樂廳彈奏他“一生都在訓練”的古典音樂,放棄高報酬自愿去往危險的南方巡回演出,其目的是證明黑人,卻抗拒和包括親人在內的黑人交往。在面試托尼的時候,謝利一身國王般的打扮,端坐在位于臺階之上的、裝飾華貴的椅子上,外在的夸張試圖掩蓋的正是他身份的困擾。

  對于種族問題的思考,《綠皮書》沒有局限在黑人的遭遇上,或者說影片從托尼這個“半”白人的曖昧視角出發——兩人雨夜經過某個小鎮時,盤查的警官譏諷他的意大利名字是“半個黑鬼”——提出了另外角度的思考,謝利將托尼的刻板印象視之為歧視,而這種敏感是種族歧視所引發的反向歧視。

  《羅馬》開篇以一個近5分鐘的長鏡頭跟隨女主角克里奧的勞作,展現了她的工作和生活的空間,緊接著的鏡頭又跟隨她前往主人居住的地方,其中有個值得注意的細節,當克里奧進入到她的住所時,鏡頭安靜地置于門外等待她出來,之后則是以一組鏡頭展現。這里是對主仆身份以及關系的建構,不同視聽方式的處理是在暗示兩個空間的區隔。之后的影片中,看上去無論是孩子們、女主人還是女主人的母親都對克里奧照顧有加,尤其是海報里展現的所有人一起抱住她的溫情場面,更是制造出了他們如同家人的外在觀感。而開篇的這組勞作的鏡頭實際上是在悄悄戳破這一假象,他們本質上是分屬獨立的階層和生活的,相似的意外(被懦弱的男人拋棄)逐漸將他們的這種貌合神離展露無遺。

  影片中飛機的意象出現了三次,除了開篇和結尾,另一場戲是在鼎鼎大名的教官展現他所謂的奇跡,飛機一而再地從他身后的天空飛過,看似是穿幫的飛機在這里構成了某種奇妙的隱喻,克里奧輕易地完成了這一奇跡動作,頗有嘲諷的意味,戳穿了這群即將實施暴力的男人們的自以為是。某種意義上,飛機在影片中起到了提示的作用,戳破影片展現出的種種表象上的平和。

  講述美國宇航員尼爾·阿姆斯特朗登月始末的影片《登月第一人》獲最佳視覺效果獎,所要展現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危險的宇宙探索中國家目標與個人犧牲之間的沖突,如此宏大的主題之下影片中甚至沒有出現廣為人知的在月球表面插下星條旗的一幕,冷戰的時代背景亦少有筆墨,而是將鏡頭聚焦在阿姆斯特朗個人以及他與家人的情感波動。影片結尾定格在阿姆斯特朗和妻子隔著玻璃對視的畫面,手持鏡頭上下的起伏隱含的是兩人情感和家庭關系的危機,從而消解了英雄歸來的神話,回歸到個人敘事之中。

  關于《綠皮書》另一方面的質疑則集中在托尼和謝利之間的拯救關系,實質上,托尼的工作動機來自生活壓力,而謝利則是出于安全的考慮和獨自一人的孤獨,托尼解決酒吧和游泳池兩次危機的初始動機都是和工作相關,包括影片最后謝利敲開托尼家的門并受到歡迎融入到他們的圣誕聚會之中,源于的是彼此間情感的滋生和相互認同,而非相互改變。

  《羅馬》結尾是和開頭類似的用克里奧的勞作貫穿起來的段落,她兩次和女傭同伴說起“我有好多事情要告訴你”,顯然她此時已經完全清楚了她和這個家庭、這里的主人之間的實質關系,以及階層間的隔閡。影片并沒有直白地講述她想說的內容,看上去和開篇并無二致的勞作動作里,她和主人孩子之間少了之前的交流而有了距離感。當她抱著衣簍去到天臺時,飛機再次從空中劃過,這次不再是泡沫中的幻影,克里奧完成了對自我角色認知的轉變,同時勞作的動作又讓她的意識覺醒變得曖昧。

  同樣,《綠皮書》中謝利最后也并沒有和自己的黑人身份和解,他拒絕了白人高級餐廳的演出計劃而在黑人酒吧演奏鋼琴,將影片的情緒推向了高潮,但在彈琴之前影片用特寫變焦的鏡頭展現了他將鋼琴上的威士忌放到一邊——這一動作暴露出,他對黑人的諸多舉動仍然是持有否定和抗拒的態度。謝利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沒有發生徹底的轉變,而是指向了曖昧化的和解,此處處理巧妙的是導演緊接著就將鏡頭給到吧臺看熱鬧的托尼的反應,通過指向兩人的默契淡化了觀眾對此的注意力,偷換產生了喜劇效果。

  事實上,即使是正面展現對抗的《第一歸正會》和《黑色黨徒》,也同樣如此。獲最佳原創劇本提名獎的《第一歸正會》在形式上特意用4:3的制式去強化空間的逼仄和人物內心沖突的強度,伊桑·霍克飾演的牧師托勒決定以極端的方式對抗人們肆意破壞環境的罪惡,因為女主角瑪麗的突然出現他發生了動搖,于是他用耶穌受難式的自虐而有了殉道的色彩,重獲內心的合法性,但這份毅然決然最終還是消解在他和瑪麗的擁吻之中——感情的羈絆融合了身心雙重創傷和宗教信仰極端化后所產生的激進情緒,托勒會堅持“上帝會原諒我們嗎”的質問,同時也會放棄自毀式的暴力行為。

  無獨有偶,獲最佳改編劇本獎的《黑色黨徒》在黑人學生聯合會的演講、3K黨和黑人組織各自集會等段落中,大量運用了大衛·格里菲斯標志性的特寫鏡頭、景深鏡頭、蒙太奇剪輯、最后一分鐘營救等視聽策略去解構他的《一個國家的誕生》——這本身所傳達出來的創作態度就是復雜而曖昧的,既是在電影藝術上對格里菲斯的致敬,又是從社會和歷史層面對格里菲斯及其影片的駁斥。同樣復雜而曖昧的是,整部影片敘事的基礎是黑人和白人雙男主合作唱雙簧的人物關系設定,因而影片中所探討的種族問題并不是膚色的二元對立,是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他們共同所要抓捕的兇犯,即具體到了個人和團體。

  因而縱觀本屆奧斯卡熱門以及獲獎的影片,不難看出,無論是尖銳的種族問題,或者是暗涌的階級矛盾,抑或是個人情感與國家任務的沖突,本屆奧斯卡的這些影片展現出了創作上的某種自覺,在敘事上從二元對立轉向了復雜化的、曖昧化的認知過程,最終的解決方案則都是指向了跨文化、跨種族和跨階層的融合與認同。

(編輯:白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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