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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邁向民族精神生態高峰的力作

時間:2019年03月27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侯仰軍 李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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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邁向民族精神生態高峰的力作

——讀《貴州世居少數民族文學史·苗族卷》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僅世居民族就有18個。在這些世居民族中,苗族人口僅次于漢族,達400萬人,即全國近半數的苗族人口居住在貴州。因此,對貴州苗族的民族文學進行認真梳理,揭示其獨特的美學價值、情感表達、文化內涵,探索其歷史、發展的脈絡,很有價值。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關心、支持苗族文學史的編寫。1958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將編寫《苗族文學史》的任務交予了貴州,一大批文化學者投身其中。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先后有兩個版本的《苗族文學史》問世,其中之一就是2003年出版的蘇曉星編著的《苗族文學史》。

  時光荏苒,轉眼十幾年又過去了,隨著學術界對苗族文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和新的苗族文學資料的發現,編寫一本新的苗族文學史勢在必行。民間文藝家、苗學專家李雯不負眾望,經過4年的辛勤努力,終于推出了這套《貴州世居少數民族文學史·苗族卷》(以下簡稱《苗族卷》),并獲得貴州省省長基金重大課題專項資助,使貴州的苗族文學得到了更全面、更系統、更深刻的展示。

  由于苗族歷史上沒有本民族文字,文化主要靠口耳相傳,口傳文化在苗族文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豐富的苗族口傳文化中,尤以苗族史詩最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據初步考證,至遲在唐代以前,苗族史詩主體部分業已定型,但一直未為外界所知。直到1896年前后,英國傳教士和當地苗族布道員才在貴州省黃平、凱里等地開始零星記錄和譯介了一些散文體篇章。抗日戰爭期間,隨著部分大學內遷貴州,一些經過專業訓練的民族學者也用散文體記錄了某些內容。比較全面、系統的搜集、記錄工作開始于上世紀50年代。當時中央民族學院苗語黔東方言專業的師生為創制苗文作準備,在著名民族語言文學家馬學良先生帶領下,在貴州省臺江、黃平、凱里等地開展苗族語言調查,并記錄了上百萬字的民間文學資料,其中包括大量苗族史詩。1957年貴州省文聯等單位又組織專家學者搜集、翻譯、整理了不少史詩資料,譯編成資料集。1979年以后,相繼出版田兵的《苗族古歌》,馬學良、今旦的《苗族史詩》,燕寶的《苗族古歌》,今旦的《苗族古歌歌花》和涉及大量史詩內容的吳德坤、吳德杰的《苗族理辭》等,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關注。但直到21世紀初期,仍有不少苗族史詩不為外人所知,2009年,中國民協在紫云縣發現苗族長篇英雄史詩《亞魯王》就是一例。

  在蘇曉星《苗族文學史》中,《亞魯王》沒有被收錄,《苗族卷》里將這部苗族創世史、征戰史、遷徙史融合而成的史詩做了單獨的、全方位的收錄,不僅闡述了苗族史詩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還將這部史詩的地位加以肯定,并從史詩的自然分布區域圖中,將《亞魯王》定位在西部方言史詩的位置,與《苗族史詩》(東部方言史詩)、《苗族古歌》(中部方言史詩)并列。《亞魯王》的出現是山地苗民對山地文化的獨特認知,更是山地苗民生存智慧和文明形態的完整體現。《苗族卷》將亞魯王進行了一個整體的、全方位的介紹,彌補了之前版本中無法界定的苗族的民族精神問題。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中華文化的百花園里自然少不了苗族同胞的文化。一個民族文化的強大感召力是這個民族精神的重要方面,一直以來,貴州的苗族文學史中,始終缺少一部能展示整個苗族精神面貌、歷史文化、家族記憶的東西,《亞魯王》的發現與挖掘,可以看作是苗族不斷證明自身和回歸自身的一個顯著例證。

  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學最終指向的都是人性問題。文學審美意向繽紛多樣,沒有統一,但細加審閱不難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作品,力圖穿越時間和民族的界限,從地域、文化的角度,對整個民族精神進行多方位的探究和解讀。富有情懷的專家學者們往往會有新的美學追求,他們更多站在時代變革的浪潮中發現和尋找民族記憶與精神沖突。《苗族卷》割開了現實浮華的外衣,把生存在大時代背景下苗族人的集體無奈與底層展望顯示出來,既關注個人精神成長,又體現個人與時代的沖突與和解。人類普世價值的情感訴求超越了民族的界限,那么文學如何能體現出一個民族的獨特性,這是很多當代作家不斷思考的問題。既要追尋屬于自己民族的獨特藝術表現,又要不失時代的烙印,于是在《苗族卷》下卷中,用了整整一編的篇幅收錄了現當代作家書面文學的內容,涉及各個時期的本土苗族作家,涵蓋小說、詩歌、散文、文學理論、文學評論、影視文學、戲劇文學、母語文學創作等方面,讓讀者了解到山地的苗族作家們在當代如何用一種全新的方式闡釋這個民族的與眾不同。

  中國藝術包含了自然、心靈和文化,苗族文學同樣具有這三個方面的特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就需要從探入人的心靈深處著手。就像品茶一樣,一般人喝茶解渴即可,而有精神境界的人喝茶還能從茶里喝出詩意來,就有了美。文學作品這杯茶誰來喝,如何喝,喝出什么滋味來的確是有講究的,這與編撰者密切相關。如果一個編撰者的精神品位不高,進入歷史視野的作品就會打折扣,所以如何超越自己的局限完成史學和文學的結合就是一個很考驗人的問題。一部文學史一定要擯棄貪大求全和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不切實際和想短期見成效的浮躁操作,同時又要調節好編撰者個人的喜好所帶來的孤芳自賞和忘卻世界的自我膨脹。過于求大就會讓一部文學史缺少內核的鏈接,過于沉溺于個人又會讓文學史少了大雅之堂的見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3月2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所說的,對待不同文明,我們需要比天空更寬闊的胸懷。《苗族卷》正是在“寬闊的胸懷”中實現的。這個“寬闊的胸懷”既包括近些年來國家對文化的高度重視,也得益于貴州“多彩貴州民族特色文化強省”戰略的實施。個人的研究視野與精神向度在如此大時代的感召下,必然會自覺邁向民族精神生態的高峰,所以這部搶救貴州民族文化遺產、提高貴州少數民族文化地位、增強貴州少數民族文化自信心的作品是歷史的選擇,也是歷史的必然。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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